载满货物的电动三轮车已成为各家快递企业标配的生产工具，但在此前郑州市开展的“史上最严”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行动中，电动三轮车却遭遇“准生产却不准使用”的尴尬——由于多种原因，当前郑州市区电动三轮车无法上牌，导致其没有上路行驶的合法“身份证”。
深圳市的快递用电动三轮车也未能幸免。7月中旬，深圳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起草的《深圳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指出，电动三轮车要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但据从业人士表示，依照此技术规范，现有的快递用电动三轮车很少能达标，几乎全部要更换。
实际上，近年来，针对快递用电动三轮车引发的“路权”争议屡见不鲜。可同样是快递物流企业必要的生产工具，为何飞机就能被热捧，而电动三轮车却要如此“命运多舛”呢？
也许会有人反驳，电动三轮车和飞机压根没有可比性。其实不然，在快递领域电动三轮车和飞机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同属运输工具，都是各快递企业努力想要做好服务的生产工具，也是快递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硬件配备。从这一点来说，两者都十分重要，承担着同一服务的不同使命。
显然，纵使业界对快递业的关注和期待都集中到“空战”上——无论是自有飞机的航空件，还是包机或腹舱的航空货物，但最终几乎还是要靠穿梭在大街小巷里的电动三轮车送至收件人手里。对于快递企业而言，如果把飞机比作强大的“战略核武器”，那么，电动三轮车就是高效的“地面机械化装备”，确保了每一票地面服务迅速到位。
再换一个角度看，末端服务是快递价值的最终体现。如果说飞机是快递业发展的必然之路，那么，电动三轮车就是快递业发展的基石。毕竟，寄件人和收件人感受快递服务最直接的环节仍是快递小哥的收派——直观体现在包裹如何装进或取出于电动三轮车，他们的“宝贝儿”是否被给予了宝贝般的呵护。
以顺丰为例，剁手党可能有一个深深的感触，那就是顺丰包邮已成为商家吸引人们的重要举措之一。众多商家都直接在页面标记“顺丰包邮”的字样，以展示自己最大的“诚意”。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从口碑上已获得了“速度+服务”的赞誉，可顺丰在扩充其全货机机队的同时，却从未舍弃用于末端配送业务的电动三轮车。这是为何？大家可以思量。
那么退一步考虑，习惯了用现有的价格兑现“快”服务的人们，是否还愿意回到“不用飞机”或“不用电动三轮车”的收派服务，哪怕价格能低些？估计很难！且不论“飞机”在快递物流中的干线运输价值，单就“最后一公里”的毛细运输而言，电动三轮车的价值是一种市场自然选择的进化，有着不可替代性。
具体而言，以一二线城市为例，由于快递派件量巨大，禁行电动三轮车将造成快递企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严峻，如运输成本提升、快件运费增长、用户不愿买单等。
如果置换成两轮车呢？根据核算，快递员的效率会降低近3倍，收入也随之下降，且两轮车不一定比三轮车安；如果置换成四轮车呢？快递末端站点在目前普遍微利甚至亏损的背景下难以承受成本压力，且可能会对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和停车场地造成很大压力。
原快捷快递的快递员李师傅曾在采访中直言，如果电动三轮车被全面限制，禁止上路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快递业的“瘫痪”。
既然不能缺少、无法替代，那为何电动三轮车屡遭嫌弃？而同样是服务品质的保障、时效不可或缺的环节，为何电动三轮车就不能被社会“松绑”？同样是与大家息息相关且为大家带来便利的运输工具，为何电动三轮车在国内一些城市不受待见？
就如有些省市恨不得举全省之力支持快递企业建设机场，可有些城市面对末端配送工具的“生存”却置若罔闻那样。究竟是什么“扼制”住了电动三轮车命运的咽喉？为何电动三轮车经常“背锅”？这或许可归结为大众思考逻辑上的悖论。
就像暑期档电影《我不是药神》折射出的仿制药问题一样,仿制药真的有错吗？仿制药到底是不是假药？
显然不能简单下结论。仿制药是仿制其他专利药进行研发和生产的药物，其成分与药效得到医学界认可。电影中的“格列宁”就是印度产的仿制药。而且在多数国家，仿制药上市标准是非常高的。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仿制药必须和它仿的专利药在“有效成分、剂量、安全性、效力、作用（包括副作用）以及针对的疾病上都完全相同”。
不过，未经国家食药监局批准上市，没有药品准字号的药品，擅自在中国境内销售，这就被认定为假药。仿制药的是与非是一个空前有争议的话题。讨论它需要一个框架，那么这个框架在哪里？我们甚至一时还找不到这个框架。
但无论是原研药还是仿制药，都能医治拯救患者就是两者存在的社会意义。正如飞机和电动三轮车，为什么大家对飞机喜闻乐见，对电动三轮车却难以容忍？其实，存在即合理，也许换种思维，换个命题，电动三轮车的存在就合理了。面对快递收发量将进入日均1亿件的时代，快递企业既需要飞机，其实更需要电动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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